扶桑月旦结诗缘——回忆孙望先生与程千帆先生

程千帆（左）与孙望（右）

孙望先生、程千帆先生先后离开我们了，两位先生的学行懿范、笑貌音容在我们心中永不磨灭。由他们主持编著的《日本汉诗选评》，是留给世人的一册珍贵的诗歌读本。我和严迪昌、屈兴国、吴锦几位学兄一起，曾有幸追随两位先生，参加汉诗的选注工作。差不多两年之久，在两位师长的悉心指导、热情关注下，边干边学，我感到教诲难忘，终身获益。20年后，再读诗评，重温往事，记忆中仍留有深深印象。

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有着悠久的文化交往关系。从初唐开始，日本诗人着手咏写汉诗；1300余年，汉诗在日本文坛上经历了从萌兴、繁盛到式微的发展过程，日本汉诗家创作了大量诗章，涌现出相当优秀的作品。早在1883年（清光绪九年，日明治十六年），中国学者俞樾即应日本文化人岸田吟香之请编成《东瀛诗选》，刊行于日本。这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汉诗选集，收入汉诗人548位，诗作5297首（据蔡毅《俞樾与东瀛诗选》，《中国诗学》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俞曲园的这部日本汉诗选本，具有椎轮大辂的首创之功，但由于掌握文献资料的不足及所处历史环境的限制，诗选的篇目虽多而重要作家作品却不免遗漏，评介简括而间有臆断或流于泛论，不能完全满足汉诗学者及广大读者的需求。至20世纪80年代，在中日人民友好关系、学术交往日益发展的形势下，选评一部新的日本汉诗集提上了历史的日程。江苏古籍出版社敦请诗学专家孙望、程千帆先生担当重任。

两位先生主持这一项目的信息传出后，引起海内外汉诗学界的重视。日本方面的学者与有关单位纷纷来函联系，表示支持和赞助。例如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以《五山文学全集》相贻，汲古书院赠送整套的《日本汉诗》，当时在南京师从孙先生研习汉学的爱知县立大学坂田新副教授提供了众多资料，并协助订正作者小传。编书过程中，还先后得到村上哲见、松冈荣志、横山宏诸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如果没有孙、程两位古代诗学、文献学专家这样的号召力，没有国内外学界、出版界各方面的关心襄助，《日本汉诗选评》也不可能顺利问世。

汉诗选评的材料搜集与作品注释工作，主要由严迪昌、屈兴国、吴锦和我四人分担。除利用赠书外，我们从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的藏书中也尽量抄录日本汉诗（还记得吴锦同志与我负责南图的馆藏部分，大约近三个月的课余时间我们埋头故纸堆中，在颐和路南图古籍部抄写汉诗。在那里我们经常碰上也在查阅资料的80高龄的段熙仲教授）。程先生、孙先生指导我们将过录原始资料与初步筛选作品的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孙先生还特为关照我们，录选作品时筛选面要尽可能放宽些，凡思想内涵、艺术表现上略有可取之处的都要进入初选，以免漏失佳作，沧海遗珠。这一道工序完成了，我们四人的工作成果是，计共初选誊录出汉诗作品近5000首，供二位先生斟酌取舍。经过他们久久讨论推敲，初选诗篇十中取一，最后裁定：入选日本汉诗人200家，收入作品413首。

俞樾编《东瀛诗选》

这部书的特点首先在选目精要。全书不太多的篇幅中，既适当照顾到日本汉诗史上各阶段的主要作家和代表作品，又有重点地录选富有时代特色与艺术风华的诗作。例如选了宇津木靖咏安倍仲磨（在唐名晁衡）之作，作为对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先驱的纪念；选了三岛毅与黎庶昌、宫岛诚一郎与黄遵宪、服部辙与郁达夫的酬赠诗篇，作为邻邦诗坛唱和传统的回顾；选了森鲁直的《风怀》，指出此诗为鲁迅论陶之先驱；对诗歌大家如赖襄（山阳），则入选篇数较多，突出重点，评语指出日本汉诗人多宗唐，至山阳而兼综历代、学博识高，具“一代宗师”地位。

注释过程中，得到孙先生、程先生的经常指点，一些典故语词才弄清了出处。自己开始搞注释时，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汉诗中不致有很生僻的语典和掌故，查找出处应会比较容易，然而事非经过不知难，有的词语看似平常，但因读书不多，却寻不出来历。例如日本汉诗中一联：“三冬耽学狂方朔，一饭思君老少陵”，少陵“一饭思君”，原想必定出自杜甫诗篇，但翻遍了《杜诗引得》，也找不到这样的词句；于是只有向两位先生求教，我先碰到程先生，他随即明确告知，一饭不忘君乃是东坡居士对杜甫的评论，这才从苏轼《王定国诗集序》中找出了语源。又如森田居敬《新凿小池》有“虫隐者游青藻雨，花君子立碧汀烟”之句，作者原注“虫隐者，见易古注”。孙先生说“《易》古注”应指王弼等人的注，答案果然找到了，《易·中孚》“豚鲒”王弼注文正谓“鱼者，虫之隐者也”。

闲堂（程千帆）、蜗叟（孙望）的品评，是这部读本中最有学术价值也最饶艺术兴味的部分。这两位古代文学专家，本是交谊甚笃的多年诗朋学侣，此次合作评选汉诗，月旦精微，莫逆于心，真如埙篪应和。一部分作品两家同评，璧合珠联；一部分分别评点，亦各有说诗解颐之妙。合起来看，他们都是采取比较研究的治学方法，纵横观照，将作品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考察中日诗歌桴鼓相应之同、风习相殊之别。同一首汉诗的评论，两家绝无重复，自出手眼，视角各异，而又切磋互补，相得益彰。

程先生偏于宏观论述，要言不烦；孙先生更多具体考据，细致解析。如评江嵯峨天皇诗，蜗叟曰：“嵯峨天皇敕撰《凌云集》，收二十四家诗，当我唐建中三年至元和九年（782~814）之际。时沈宋李杜之名篇伟章已广传于东国，东国诗人渐舍因袭而趋创新，转尚五七言近体。《日本诗史》作者江村绶氏以为嵯峨七言近体，词藻富赡，警联殊多，然溺于时风，未免骈俪合掌。其意良是。”闲堂曰：“有雄直之气，自是帝王口吻。”

又如同评广濑谦（旭庄）《樱花》，蜗叟曰：“日贤赏樱，相传权舆于履中稚樱宫。其见于吟咏者，或谓莫早于采女比良夫‘花红山樱春’之句，而作专题樱花诗者，还当以平城天皇为始。然格局意境，尚属初创，未见所长。其状物寄情能臻极致者，窃意旭庄足以当之。”闲堂曰：“第五句（按：指“此花飞后春无色”）绝妙，非樱花不足以当之。对语略逊为恨。”

有时孙先生用论诗绝句的笔调评点，程先生继以风趣调侃的语言赏赞，如评日本诗僧慈周《题李长吉像》，蜗叟曰：“锦囊羸马福昌秋，不呕心肝不罢休。浊世原无容足地，嫉才天也任沉浮。”闲堂曰：“蜗叟此诗甚佳，想见评泊之际，不觉技痒也。”

孙、程品题，绝非就诗论诗，往往结合作者艺事故迹，随笔点染，平添兴味。如评夏目漱石诗，闲堂曰：“漱石诗风流蕴藉，殆不让其说部，能者自不可测。可喜可爱也。”蜗叟曰：“有杜门吟读，乐在其中之概。‘寂寞先生日涉园’，属对轻巧自在。夏目漱石故居原在东京都，今迁置名古屋‘明治村’博物馆，游客莫不过而凭吊焉。”

程先生是诗人兼书家，评说时随手拈来东坡论书之句“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巧譬引喻，以彰明自已“扬唐不必抑宋”的论诗主见。孙先生同是诗家，尤于五言戛戛独造，他的一些评点文字，淳朴自然，诗笔行文读来仿佛就是出口成章的五言联句。如评中岩圆月《思乡》：“乡思如春草，偏向客中生。”评广濑谦《废寺》：“一句赋一事，语语切废字。”此外，如评三岛毅诗：“五律之走清奇僻苦一路者。‘石裂吐奇松’，正自贾长江‘石缝衔枯草’一意化出。”溯源析派，寻绎文心，片言可以指径，使人悟得脱胎换骨之活法。

总而言之，孙先生、程先生说汉诗，胜义妙解纷呈，正是“松洞之风柳桥月，闲中烦我几回评”（大田元贞《山居》句）。东国诗人何幸，得此循声辨器、握瑜指瑕的旷代知音。

《日本汉诗选评》

《日本汉诗选评》交稿后，出版社方面约请孙、程两位专家再编选一部大型的唐诗选注。在天竺路2号孙先生寓所书斋的一次座谈会上，讨论这部选本的思路，孙先生提出了他的构想：以唐代诗史上出现的风格流派为依据，排出若干个作者群，进行选目，组织整部诗选。当时与会者一致认为，孙先生的编选方案有新意，有特色，打破了历来唐诗选本按体裁区分或时代先后编排作品的传统模式，值得一试。会后孙先生还让我们先翻翻《唐音癸签》等书，做些资料准备工作。孙先生已着手编选了部分的唐人绝句，但此书的编选是项较大的工程，当时仅处于初选阶段，未能一鼓作气，克奏肤公。孙先生与程先生积压的事情太多，大小任务不断，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着手进行这一项目，因此拟想中的拔戟自成一队的唐诗新选本，终于流产，这不能不说是众多的中外爱诗人的一件憾事。

>原载《馆员文存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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